第十四届四川省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班学员在我院顺利结业

这一动一静不同侧重的两类条文，构成了宪法文本范围内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规定的最大一对块块关系。

参见中国法学会：《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10）》，载《法制日报》2011年6月22日。进入专题： 案例指导制度 指导案例 比例原则 审查基准 。

指导案例6号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中，裁判要点为政机关作出没收较大数额涉案财产的行政处罚决定时，未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或者未依法举行听证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该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法律法规中关于审查标准存在的上述缺陷在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条例或办法中虽然部分得到了弥补，但大部分还是原样承继了下来，操作性标准细化的厚望并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学者们将国家事务划分为不同领域，针对不同领域适用不同的审查基准。[33]鉴于法院对经济规制与税法领域的事务并不比政治部门权威、内行，而且法院有限的信息处理量不比立法程序能作出更正确的实质审查与判断，因此经济规制与税法领域的事务适用较宽的可支持性审查标准。例如，时效制度不仅与人民权利义务有重大关系，且其目的在于尊重既存事实状态及维持法律秩序安定。

因此，该宪法仅规定了合理性标准，但监督对象仅限于省级国家权力机关。比例性原则的实质是在政府合法利益与公民受损利益之间进行利益衡量，它在原理上是一种利益衡量方式或价值评估方式。所以，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一定要以学术的价值、学术的独立作为原则，不应受到任何一个非学术的影响。

这个时候为了解决某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我们在充分地尊重学者学术自由的前提下，自愿组成一个团队来研究，互相弥补自己的知识储备的不足。《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2004—2009》[2]这本书记载了我们在前五届的研讨会情况，我们当时规定的是每五年出一本。但是有时我们面临着大量的跨学科的法律问题，需要综合的知识与方法，单一化的知识有时难于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单靠我们个体的知识背景也是不够的。学术的独立和学术的良知是古今中外学者基本的道德立场。

其中，专著类的一等奖有两个，一个是高铭暄教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3]。特别是在民国时期，出版了那么多现在看来都是非常有水平的著作，为什么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得到发展？民国时期的教材为什么仍然有影响力，吸引那么多民国时期的人们？为什么人们有时怀旧民国时期的学术？我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在民国时期，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学者们始终坚持学术的操守，始终坚持学术的独立，学者的学术独立是整个民国时期的文化形态。

当时为什么选择了杭州？就是因为《五四宪法》的起草地是杭州，也就是建国宪法的诞生地是杭州。我们应当承认个体的知识储备是不够的，或者是单一化的。林来梵教授说，基于各方面的考虑这个讨论会也许延续下去，但可能有新的方式。第一个共识是，这十年来，我们每年举办一次讨论会，大家觉得中国宪法学发展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需要开始寻找中国宪法学的本土资源，寻找中国宪法学主体的价值，也就是宪法学的中国元素[5]。

但我相信，宪法强，则国家强，社会主义依宪治国之路才是法治强国的根本。另外，现在仍然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或者学术自由的理解，比如说宪政的争议。做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这几年，我是非常尊重学者的学术自由的。四、希冀与建议最后，我希望我们大家珍惜十年来之不易的这样一个学术平台，用真心爱护我们的平台，充分交流思想。

这些学术观点和理论，经过历史的层层过滤和文化的漫长积淀，就会发展成为反映当时社会的时代特征的宪法学说。但是很少大学让我们感到心理平衡，心里平静，感受到学术的味道。

所谓的联合攻关，所谓的985项目，所谓的211项目以及名目繁多的攻关课题，说实话，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并不多。二、所取得的基本共识一个主题的研讨延续了十年，我们到底取得了什么共识？当然这个命题本身是有争议的，学术共同体本身要不要共识，有一年讨论学术与自由问题的时候，学者们激烈地争论这一点。

如果我们进一步挖掘这些基本范畴，也许我们在未来可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体系化的，能够说明中国宪法现象的，构成我们宪法学基本元素的范畴，以保持学术的脉络。在2009年10月准备出版《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2004-2009》一书的时候我写了这样一句话：经过十年研究，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上已经形成初步的共识，中国宪法学学术话语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并在中国宪法实践中不断得到稳固。2013年9月，第九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专门讨论宪政概念。基于这种考虑，我关注中国学者自身原创的宪法学说，揭示宪法学在中国的起源、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过程，通过对各个时期宪法学说的变换、传承的梳理，来对百年中国的宪法学说的发展流变作一个整体上的考查，并通过揭示这种宪法学说的传承变换关系，客观地揭示我们对宪法观念和宪政理论的曲折继受过程所以，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一定要以学术的价值、学术的独立作为原则，不应受到任何一个非学术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谈研讨会的背景、与理念、取得的共识以及我对宪法学学术的认识。

张世明教授是法制史教授，是研究清史的，同时也研究经济法学。三、宪法学学术史的意义和知识的自主性各门学科发展史告诉我们，有两样东西，对于学科的形成或建立、成熟与完善，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也发挥着确定性作用。

每次的讨论记载我们的思考，十年以前说过的话和现在的学术认知是不一样的。十年过去了，按照中国的说法我们是中老年人了，我们非常希望这种交流平台和传统通过在座很多年轻的学者，能够延续下去。

现在学术的发展受到非学术的影响太多，比如说警察受到很多非警务的活动的影响，法官受到很多非审判的因素的影响，等等。因此，将中国宪法学的研究置于宪法文化与民族文化建设的框架内予以考查，以充分彰显其自身所隐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力求从宪法学发展进程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为宪法学中国化寻求理论资源，以实现宪法学中国化的学术使命。

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也是论坛取得的成效。这两样东西的重要性，也是我们中国宪法学者在研究中感同身受的，它们一个是基本范畴，一个是方法论，[7]而者两者都以法治与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为基础,也是十年的讨论会始终给予关注的话题。[11]这里加一个基本是留了余地。我们经常问或者被问，中国宪法学是否具有充分的理论解释力，我们是否储备了体系化的理论？当社会各界面对宪法问题处于困惑的时候，特别是民众面对着宪法问题表现出无奈的时候，当公权力的滥用令人难以容忍的时候，宪法学是否做好了解释与解决的准备？我认为，我们需要需要通过宪法、宪政等话语寻求共识、给碎片化的社会提供安放内心世界的场域。

林来梵教授说，基于各方面的考虑这个讨论会也许延续下去，但可能有新的方式。他有这样充分的知识背景，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像张世明教授具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

十年以前我和来梵教授等一起谈论学术的时候，我们刚刚进入中年，有理想、有追求。一晃十年过去，如今已是54岁的中年了。

要成为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决不能是一个学术研究上拾人牙慧、步人后尘的国家，否则在别人的话语体系中亦步亦趋，就永远不会有文化上的创新和自主性。这个时候为了解决某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我们在充分地尊重学者学术自由的前提下，自愿组成一个团队来研究，互相弥补自己的知识储备的不足。

特别是在民国时期，出版了那么多现在看来都是非常有水平的著作，为什么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得到发展？民国时期的教材为什么仍然有影响力，吸引那么多民国时期的人们？为什么人们有时怀旧民国时期的学术？我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在民国时期，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学者们始终坚持学术的操守，始终坚持学术的独立，学者的学术独立是整个民国时期的文化形态。从长远来看，中国宪法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第四个共识是，经过十年的研究，我们宪法学人能够感到中国宪法学的魅力和中国宪法学的学术传统。[8]如果从1908年晚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仿行宪政开始算起，中国宪法学发展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沧桑历史。

也可能是我的评价比较高，但是它确实凝聚了我们学者的学术共识，为年轻的宪法学者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平台。我看了一下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讨论会上探讨的范畴，在十几个基本范畴上，大家还是有一个比较共同的认识。

如再开十年，我都64岁了，真正的老人了。自然年龄上的成熟，让我体会到做学术的乐趣与艰辛。

[9]中国宪法学研究是宪法学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十年前，我们几位教授基于学者的学术追求与使命，共同策划了一年一度的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以中国、宪法学与范畴为基本探讨对象。